作者供職於中國工商銀行
在2014年4月15日召開的中央國傢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的“總體國傢安全觀”，是對國傢安全問題的新概括、新論斷和新思想。堅持總體國傢安全觀，要以經濟安全為基礎。2017年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金融是國傢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傢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必須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遵循金融發展規律，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創新和完善金融調控，健全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推進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加快轉變金融發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國傢金融安全，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
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金融發展日新月異，金融不僅是社會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而且對價值形成、產業變革、社會推演、信息交互、文化生態等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金融已成為國傢安全的時代內涵。2017年以來，強化金融監管，治理金融亂象，防范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成為業內及社會關註的熱點。加強金融監管，已成為當前“一行三會”的工作重點，隨之有關加強管理、規范經營、約束行為、懲治亂象、維護權益的法規、規章、制度文件密集出臺。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我國加強瞭有關金融市場建設，多層次、多元化、互補型的金融市場體系基本確立。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及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風暴後，穩妥處理好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金融全球化與資本開放等多方面關系，是我國金融業健康發展需要認真思考、面對和解決的問題。金融危機後，國內金融機構種類、數量等快速增長，各類金融資產規模不斷擴大，金融創新能力迅速提高，疊加信息科技因素，金融業態和生態發生瞭顛覆性變化。雖然一些積極變化值得肯定，但是隨之出現的一些現象和暴露出的一些問題，潛伏甚至產生瞭不可忽視的風險。
金融市場的創新與活躍，使得金融業中不同機構的業務范圍與邊界逐漸變得模糊不清，交叉業務與跨業交易行為激增。一些機構通過走通道、加杠桿等方式，在同業、理財、資管、票據等業務上形成高杠桿、高關聯、長鏈條、多結構、跨行業、跨市場等現象，產生瞭“香腸式”“套娃式”產品，引發瞭理財產品“飛單”私售、票據業務“蘿卜章”造假等怪相，代客操作、充當掮客等違規行為屢查屢犯。這些暴露出的問題，既容易引發交叉性風險傳遞，又會導致資金在金融體系內滯留，形成資金空轉，以錢炒錢，造成“脫實向虛”。不僅加劇瞭機構資產泡沫化程度，而且對金融監管和管理提出瞭新挑戰，形成瞭影響我國金融業健康發展的諸多擾動因素。
1 我國積極探索金融監管新機制
金融危機後，以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為代表的國際監管機構，建立起瞭“錘、劍、盾、鏟”等組合工具在內的監管體系。“錘”意在限制金融機構的規模擴張，過大的規模將給予懲罰性監管；“劍”意在限制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包括自營交易、潛在客戶利益沖突等；“盾”意在提升金融機構的全面風險管理水平，強調風險治理、建立風險文化等；“鏟”意在加強金融機構的可處置性，建立合理的淘汰機制。參照國際監管機構確立的金融監管改革框架，在金融危機後，全球主要國傢和地區的金融監管機構大多推出瞭改革方案。中國銀行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課題組認為，美國在危機後的金融改革取得瞭令人矚目的成果，由於監管體系和措施比較完整，標準相對較高，美國的監管框架及措施可作為持續優化我國銀行業監管體系的一個參照。同時，他們還總結瞭金融危機後系統重要性銀行國際監管改革呈現出的監管嚴格化、統一化、全面化、層次化、差異化、互動化等六方面特征。
當前，我國正在積極探索金融監管的新機制、新規則、新規范。關於監管模式問題，雖然已討論多年，但是隨著2017年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話題的升溫，在分業監管還是混業監管的問題上，學者們再次產生分歧（表1）。
表1 學者對於金融監管的觀點
金融危機凸顯瞭構建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根據需求采取有效宏觀審慎監管工具，以緩解日益加劇的金融失衡的重要性（表2）。
表2 學者對於宏觀審慎監管的觀點
台中產後月子
作為金融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尤為重要（表3）。
表3 學者對於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的觀點
2 我國經濟穩中向好 多項經濟因素走勢分化
2017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運行延續瞭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穩的基礎更加鞏固，好的態勢更加明顯，服務業和消費保持最高貢獻，新動能進一步發揮作用，經濟增長質量進一步提高，總體形勢好於預期。面對日趨復雜的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實施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維護流動性基礎穩定，為穩增長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銀行業支持“三去一降一補”工作全面推進，改革取得積極進展，服務實體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繼續提升，重點領域風險防控能力有所增強。
宏觀經濟運行方面，2017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38.15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9%，第三產業增加值20.65萬億元，同比增長7.7%，經濟增速保持平穩，產業結構繼續優化。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28.06萬億元，同比增長8.6%，投資結構持續優化。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同比增長10.4%，其中2017年6月當月增長11%，為2016年以來月度增速最高值。貨物進出口額13.14萬億元，同比增長19.6%，創2011年下半年以來半年度同比最高增速。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比去年同期上漲1.4%，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0.7個百分點；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比去年同期上漲6.6%，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3.9個百分點，CPI溫和上漲，PPI高位回落。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9.43萬億元，同比增長8.9%，增速同比提高2.7個百分點；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0.35萬億元，同比增長15.8%，增速同比回落4.1個百分點，財政收入支出增速有增有降。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3.6萬億元，同比增長22%，比上年同期加快15.8個百分點（表4），工業生產加快，企業利潤增長。全國城鎮新增就業735萬人，同比增加18萬人，完成年初政府工作報告制定的1100萬目標的66.2%，就業形勢持續向好。從上半年情況看，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延續回穩向好勢頭，外匯供求繼續處於基本平衡狀態，非美元貨幣相對美元總體升值，資產價格有所上升。
表4 2017年上半年宏觀經濟運行情況
貨幣金融運行方面，截至2017年6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163.13萬億元，同比增長9.4%；狹義貨幣（M1）餘額51.02萬億元，同比增長15%，受低利率環境下企業持有活期存款的機會成本下降、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暫時沉淀瞭部分資金、房地產等市場活躍帶動交易性貨幣需求上升等因素綜合影響，M1增速相對較高，但貨幣總量保持平穩增長。社會融資規模適度增長，社會融資規模存量166.92萬億元，同比增長11.3%，增速比上年同期高0.4個百分點。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餘額114.57萬億元，同比增長12.9%，增速比上季度末高0.5個百分點。企業中長期貸款、服務業中長期貸款、農村貸款、住戶經營性貸款呈現平穩較快增長態勢，房地產貸款增速繼續回落，其中個人住房和房產開發貸款的增速實現雙降。
銀行業運行方面，截至2017年6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236.54萬億元，同比2016年增加18.54萬億元，增長7.84%，增速下降4.3個百分點；負債總額218.39萬億元，同比2016年增加16.62萬億元，增長7.61%，增速下降3.9個百分點，資產負債規模保持增長。截至2017年3月末，本外幣存款餘額165.04萬億元，同比增長9.6%；本外幣貸款餘額120.21萬億元，同比增長12.7%，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金融機構貸款同比增加較多。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餘額29.2萬億元，同比增長8.9%；用於小微企業貸款餘額27.8萬億元，同比增長14.4%；用於保障性安居工程領域貸款餘額3.49萬億元，同比增長52.2%（表5），高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39.9個百分點，金融服務水平不斷提升。
表5 截至2017年3月末銀行業運行情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7月24日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中國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上調0.1和0.2個百分點，至6.7%和6.4%，這是IMF2017年第3次上調中國2017年經濟增長預期。IMF表示，此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主要是考慮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表現強勁，並且未來有望繼續獲得財政支持。
我國經濟在延續瞭2016年下半年以來企穩向好態勢的基礎上，從經濟指標看，多項經濟因素走勢也出現瞭分化，後續經濟運行面臨一定下行壓力。
內外需求走勢分化，內需出現反復。2016年四季度以來，外需回暖，增長的協調性在提升，有效帶動瞭出口的增加。2017年6月，我國外貿出口先導指數為41.5，已連續八個月穩中有升，預計下半年我國出口仍將延續向好勢頭。反觀內需，從PMI（采購經理指數）分項指標看，前七個月的進口指數、新訂單指數、采購量指數等出現反復，影響指數變化的不確定因素尚存。整體看，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摩擦形勢依然嚴峻，世界經濟在深度調整中緩慢復蘇，國際市場需求依舊不穩，或將影響企業出口；在企業效益持續改善、生產擴張意願增加、生產增速回升明顯的背景下，市場價格自2017年3月以來，已連續4個月呈現小幅回落走勢，短期內大宗商品價格恐難持續上升，價格對進口數據的抬升作用減弱，倘若投資出現乏力，那麼勢必將影響進口需求。
價格領域多層分化，傳導機制不暢。首先，生產資料價格和生活資料價格分化顯著，壟斷性生產資料市場維持著高利潤和高價格，競爭性生活資料市場供過於求，利潤率嚴重下降，由於生產資料市場和生活資料市場在市場結構上存在差異，導致價格傳導關系不暢。突出表現在上遊產品價格漲幅遠遠大於下遊產品價格漲幅，上遊產品漲價後，無法及時向下遊傳導，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又無法向居民消費價格傳導。根據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我國的生產資料市場是壟斷性的，而生活資料市場是競爭性的，二者無法達到一般均衡，隻能形成局部均衡價格，兩市場間價格的分化，使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原材料價格的“剪刀差”維持高位，對後續工業復蘇和企業盈利形成制約。
客觀看待CPI、PPI走勢。2016年9月，PPI結束瞭同比連續54個月下降的態勢，由負轉正，在穩增長、去產能、去庫存作用下，國內工業行業供需矛盾有所緩解。此後的9個月，PPI當月同比增長率均為正數，2017年2月，同比增長7.8%，更是創下2016年1月以來新高。但長期以來，我國CPI和PPI走勢背離，其中2012年至2015年間CPI和PPI之差的均值達到瞭4.85個百分點。莫萬貴、袁偉從統計制度、實證檢驗等角度重點分析瞭2012年至2015年間二者走勢背離原因，他們認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降、產能過剩等因素是二者走勢分化的主要原因。對於CPI、PPI走勢，應保持謹慎心態，需要持續性觀察，在“三去一降一補”任務背景下，在保持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同時，需更加註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經濟結構、強化市場約束、激發主體活力。
3 風險控制措施下，未形成系統性風險
在金融危機的持續影響下，過去幾年，金融風險多次積聚。國外方面，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並啟動加息周期，致使美元升值，人民幣多次出現大幅波動。國內方面，股市、債市、匯市、樓市風險加大，流動性呈現緊平衡。得益於一系列風險控制措施的相繼推出，上述單一風險並未“交叉感染”，形成系統性風險。
不良貸款風險
撥備率提升。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在2013年四季度達到1%，並於2014年一季度破1%，此後幾年間，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和不良貸款餘額雙雙攀升。從2016年三季度起，出現瞭分化態勢，除股份制銀行外，大型銀行、城商行和農商行“雙不良”緩慢回落。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1.58萬億元，較上季度末提高0.0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1.74%（圖1），與上季度持平；撥備覆蓋率178.76%，較上季度末提高2.36%；貸款撥備率3.11%，較上季度末提高0.03個百分點。2013年二季度，我國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一度達到292.50%，在資產質量惡化、“雙不良”提高、市場利差化背景下，利差收窄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逐年下降，2016年一季度來到175.03%的低位，此後四個季度，該指標有所提高。在我國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前期政策消化“三期疊加”，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撥備率的提升實屬不易，能否持續提升，以增強商業銀行抗風險能力，這主要取決於銀行資產質量變化情況。
圖1 2013—2017年國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情況 （單位：%）
來源：中國銀監會
小微企業、“兩高一剩”（高污染、高能耗的資源性的行業以及產能過剩行業）和親周期行業企業，仍是當前不良貸款的主要增長點。受產能過剩治理和擔保圈鏈輻射等因素的持續影響，制造類、批發零售類以及資源類等親周期行業的小微企業的風險管控壓力較大。此外，不良貸款的客戶結構、區域特征出現瞭新變化：從客戶結構看，隨著去產能的深入推進，“兩高一剩”行業的經營環境更為艱難，行業整體信用風險有所增加，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違約情況有進一步增加之勢，且形成的不良後果影響更大；從區域特征看，近幾年處於不良貸款重災區的長江三角洲區域，新增不良貸款已出現回落跡象，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浙江省不良貸款餘額比年初下降20.4億元，不良貸款率2.09%，比年初下降0.09個百分點，關註類貸款比重也在下降，與此相比，東北、環渤海和部分中西部省份的不良貸款率正在推高，有的已突破3%的高位。此外，投資性資產與貸款違約的關聯度逐漸提升，信用債違約的情況也在不斷增加，提高瞭貸款交叉違約的可能性。在理財產品等剛性兌付的背景下，為存量理財產品提供支持而最終形成不良的情況也有所發生。
流動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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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資金面將回歸緊平衡狀態。自2016年下半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強調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較此前實施的穩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無疑是有所收緊的。在公開市場操作上，縮短放長，投向市場的綜合資金成本穩中有升。利率操作方面，2017年2月、3月，公開市場7天、14天、28天逆回購中標利率先後兩次上行；面向主要銀行開展的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利率也以相同幅度上行；根據執行貨幣政策的需要，兩次上調瞭常備借貸便利（SLF）利率。4月以來，“三會”連續出臺多個旨在減少監管套利空間、促進資金“揚實抑虛”的政策，監管力度加強，給市場情緒帶來波動，貨幣市場曾一度出現超調反應。隨後，相關部門表態，將加強監管政策的協調，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在4月和7月重現凈投放。受企業繳稅、政府債券發行繳款和資金到期等多重因素影響，7月中旬後大額“補水”，為市場“解喝”。7月24日按逆回購操作口徑計算，凈投放2200億元，連續6個交易日保持凈投放，創下自2017年1月19日以來單日逆回購投放量新高。但考慮到下半年資金面、MPA考核、財政集中支出等因素影響，可能對流動性產生短期擾動，在“削峰填谷”操作下，市場資金面仍將回歸緊平衡狀態。
上半年以來，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的短期利率繼續上行，6月21日隔夜利率（O/N）為2.8890%，6月22日7天（1W）和6月27日14天利率也分別達到2.9432%和3.7650%，均創下今年以來新高。春節以來，O/N和1W品種Shibor利率走勢見圖2和圖3。從流動性壓力結構看，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中小銀行壓力更大，未來流動性仍會偏緊，利率有繼續上行震蕩的可能。
圖2 O/N走勢圖 （單位：%）
台中產後護理推薦
來源：www.shibor.org
圖3 1W走勢圖 （單位：%）
台中月子中心評鑑
來源：www.shibor.org
債市違約風險
債券違約率加速提升。“剛性兌付”自2014年3月在債券市場各層次告破後，債券違約率呈現加速上升趨勢。來自Wind的數據顯示，2014年國內隻有6隻債券出現違約，截至2017年6月末，違約債券數量升至141隻，涉及企業80傢，違約金額646億元。據統計，2017年債券市場預計會有1.2萬隻到期，到期規模超過10萬億元。在企業盈利能力下降、貨幣政策收緊、市場流動性短缺、清理“僵屍企業”背景下，部分企業融資將更加困難，信用風險暴露的概率較大。
外部沖擊風險
匯率風險。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美聯儲加息提速、大宗商品和股票市場等金融市場動蕩加劇等綜合因素影響下，2017年上半年以來，全球外匯市場呈現震蕩走勢：美元匯率震蕩下行，歐元、日元、英鎊兌美元震蕩升值，大部分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漲跌互現。受美聯儲加息提速、一些國傢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調整可能形成的金融風險溢出效應等影響，全球外匯市場在未來一段時期內，震蕩趨勢將成為一種常態，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挑戰也依然艱巨：一是國內經濟企穩基礎尚不穩固，若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影響市場信心的同時，或將制約貨幣金融政策；二是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可能性仍不能低估，一旦發生，勢必將影響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預期。三是美聯儲7月27日決議表達瞭對疲弱通脹水平的關註，資產負債表正常化啟動時間由“今年”改為“相對較快”，預計美元指數有望在中短期延續弱勢，並在短期經濟指標漲跌互現中加劇震蕩。對此，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也將出現震蕩。
利率風險。隨著利率決策的重心向通脹形勢偏移，美聯儲加快瞭加息步伐，並開啟瞭金融資產縮表計劃。無論是加速加息，還是縮表，均會直接幹預市場利率，加大市場的波動性。宏觀環境趨緊、市場不確定性增加等因素，一方面將促進票據市場理性回歸，另一方面這一理性回歸的過程，由於承兌、貼現貸款等突然變化，容易促使風險集中爆發，風險管理難度進一步加大。
跨境業務風險。中美在南海地區博弈加劇，中印邊界對峙持續，朝核危機進一步惡化，卡塔爾斷交風波擴散，歐洲地區恐襲不斷，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呈現出惡化趨勢，加大瞭我國銀行業國際化經營風險。針對近年來境外監管機構監管政策收緊，在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預警、提高跨境並表風險管理能力、確保國際風險準備金計提充足的同時，還要強化反洗錢等重點合規領域的管理。
房地產泡沫風險
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回落。2017年3月以來，國內多地相繼出臺樓市調控政策。來自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6月末，已有60餘個地級以上城市和30餘個縣市出臺房地產收緊政策，其中海南、河北兩省從省級層面全面調控。從房地產投資看，調控政策再次加碼後，住房居住屬性更加凸顯，在控房價、防泡沫和去庫存並存的作用下，房企融資渠道收窄，土地購置面積回調，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大概率回落。
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放緩，有可能給經濟增長帶來下行壓力。在上文中我們提到，增強商業銀行抗風險能力，主要取決於銀行資產質量變化情況。房地產具有顯著的區域性特征，前期部分地區在房地產市場膨脹和銀行短期效益激勵下，信貸大幅擴張，區域系統性風險迅速上升。隨著國內經濟下行，政策收緊，房地產價格開始回落，投資回報率下降，融資成本上升，形成瞭中國式“押品—損失”螺旋，加劇瞭金融與經濟的波動。房價下行，或將造成銀行業不良資產擴張，陷入“消除房地產泡沫”與“控制不良資產”的兩難境地。
一二線城市地塊有限，房企多在三四線城市拿地。幾輪樓市調控政策實施後，在房地產信貸領域，對帶有泡沫性和投機性房地產信貸政策加以限制，增長勢頭已出現回落。在此還需要關註的是土地價格。目前，一二線城市可供出售的地塊數量已十分有限，2017年上半年，多傢房企集中在三四線城市拿地，未來三四線城市土地購置面積的變化，對整個房地產投資的影響會十分顯著。一方面，一二線城市可供開發的土地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三四線城市土地供應面積在政策調控下，已呈現下滑態勢，2017年上半年，住宅類土地供應面積僅為4940萬平方米，去年同期這個數字為12830萬平方米。不過據第三方研究機構的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上半年，已有34傢房企拿地金額過百億元，其中排名靠前的30傢房企拿地總金額達8726.2億元，較2016年同期的可比數據增長66.4%。由此可見，土地價格仍在大幅持續上漲，地價上漲定會對房價產生直接影響，尤其在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去庫存面臨的壓力依然較大。
風險敞口易引發抵押貸款風險。在政策調控作用下，房地產市場的波動，加大瞭新興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敞口，易形成抵押貸款風險。房地產金融風險主要集中於抵押貸款風險，隨著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與房地產相關的信托、基金等新興融資渠道日益豐富，房地產與金融業的關系更為緊密和隱蔽，成為房地產金融風險中最薄弱的一環。此外，部分銀行通過發行理財產品，之後借助信托等通道，投資房地產企業拿地的違規行為，考慮到信托計劃隻在地方銀監局備案，監管層無法穿透至底層資產，形成監管真空地帶。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謹防地方違法違規舉債。當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體風險可控，但局部風險時有發生，一些地方出現違法違規舉債苗頭，且花樣翻新，隱性債務有擴大之勢，造成預算軟約束，使得財政與金融風險交織。在7月中下旬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最高決策層三次嚴肅提出瞭防范地方債風險的要求，一是對地方債實行終身問責並倒查責任，二是積極穩妥化解累積的地方債務風險，有效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雖然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政府融資平臺進入轉型期，負債沖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瞭遏制，但是仍有一些地方政府還在想方設法，利用已轉型的政府融資平臺、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負債來建設項目，形成的這些“表外債務”並沒有統一的管理口徑，變相擔保舉債、政府購買工程、承諾PPP項目固定收益、對PPP項目保底回購、明股實債等現象均不同程度存在。2017年6月公佈的審計工作報告顯示，國傢審計署近期抽查瞭16個省本級、16個市本級和14個縣本級的政府債務管理情況發現，截至2017年3月末，這些地區的政府承諾以財政資金償還的債務餘額，較2013年6月末增長87%，財政“兜底”現象死灰復燃，部分地區在2015年之後還存在違規舉債融資問題。
企業債務風險
企業杠桿率攀升，債務健康企業減少。金融危機後，企業部門杠桿率的攀升，主要受國企拉動，國企的資產負債率由2008年末的57.4%，攀升至2017年6月末的65.6%，而同期，民營企業杠桿率從57%振蕩下行至51%左右。2008年以來，地方國企債務的擴張速度持續高於央企，通過測算，地方國企總負債年均增速比央企高3個百分點，地方政府在危機後獲得的融資權，是地方國企加杠桿的重要推手。來自路透的數據顯示，中國1189傢樣本企業中，2008年債務健康的企業有845傢，而到瞭2016年末，債務健康的樣本企業減少到577傢。2017年一季度，國內企業取消約1290億元的債務發行，同比上升50%，無力償還舊債是取消新債發行的重要原因。2017年以來，齊星集團、重慶鋼鐵等國企紛紛破產，樂視債務危機持續發酵，並蔓延到樂視系上市公司。
本質上說，去杠桿的目的是為瞭降低債務風險。截至2017年6月末，M2餘額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下降0.2和2.4個百分點，從統計數據看，反映瞭去杠桿取得一定成效。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去杠桿的主攻方向是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不過，隨著企業債務的持續擴大，疾病企業數量的增加，企業在短期內難去杠桿。高杠桿致使企業債務率不斷攀升，尤其是存量債務在微觀上導致企業還本付息壓力加大，減少其現金流，並影響其利潤增速，使得實體經濟部門的整體經濟增速放緩。同時，高杠桿率下資產價格上升的速度不斷加快，易形成資產泡沫。總體來講，當前企業債務風險不容忽視。
金融科技風險
近年來，以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和大數據等為代表的金融科技（FinTech），已成為業內關註的焦點。在金融科技蓬勃發展的同時，金融風險外溢等問題也日益顯現，具體表現為：
現有金融風險管理體系不適用於金融科技。王勇在總結有關專傢的研究成果後認為，在自組織機制中生根、在網絡空間中展業、在雲平臺上發展的金融科技，將日益不同於在線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傳統金融，其風險形態正在發生根本轉變，冪律分佈造成的“長尾”特征將引致金融風險的極值分佈，從而增大金融市場的波動性。金融科技所形成的交易網絡復雜化，辨識某節點所蘊含的風險及傳染能力不再像傳統金融那種星形簡單網絡那樣明確與直接，以正態分佈的基本方法論的金融風險管理體系已不再適用於金融科技，而金融科技企業易成為制造金融風險的“黑天鵝”。
金融風險傳染性強。金融科技雖然從事與傳統金融行業類似的業務，但是它的業務活動是建立在互聯網信息技術之上的，業務運營流程和技術支撐均與傳統金融行業不同，其核心的區塊鏈技術和數字加密技術若管理不善，一旦被破解或者遭遇黑客攻擊，應用技術的金融科技機構就會迅速陷入危機之中，在網絡效應、規模效應和尾部效應的作用下，風險會在不同業務、不同市場和不同區域間傳染並放大。隨著跨界金融服務的日益豐富，不同業務之間相互傳染、滲透，金融風險更加錯綜復雜，風險的傳染性變得更強。在我國經濟轉型和增長動能轉換時期，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無疑會提高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互聯網金融風險
傳統金融風險依然存在，關註系統性風險。互聯網金融經過幾年的快速發展，在提高金融服務效率、滿足多元化投融資需求等方面發揮瞭積極作用，但也積累瞭一些問題和風險隱患。從微觀視角看，在互聯網金融中，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法律風險、操作風險等傳統金融風險依然存在。以網貸平臺為例，來自國傢互聯網金融安全技術專傢委員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7月末，我國累計網貸違規平臺超過3200傢，未備案的83傢，金融數據在境外的816傢，違規開展業務的190傢，資質審查不嚴，信息披露不完善，高杠桿率下經營，信息不對稱和期限錯配等，易產生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安全風險問題十分嚴峻。從宏觀視角看，互聯網金融的業務形態，都是平臺模式，在不吸收存款，未建立資金池，不參與同業市場等前提下，互聯網金融仍是一個分散體系，發生嚴格意義上的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鑒於金融風險具有隱蔽性和突發性，系統性風險仍然需要關註。
影子銀行風險
影子銀行大規模擴張。2010—2013年，我國實施穩中偏緊的貨幣政策，各融資平臺資金短缺，為滿足市場旺盛的需求，以銀行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為代表的影子銀行業務迅猛發展，國內影子銀行規模開始爆發式增長。2014—2016年上半年，我國貨幣政策穩健偏松，且大量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增加瞭影子銀行通道，拉長瞭資金套利鏈條，推高瞭金融機構間杠桿水平，導致影子銀行規模過度擴張。2016年下半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轉向穩健中性，在去杠桿、控風險影響下，從影子銀行資金來源方看，理財業務、同業業務等逐漸受到約束，其中，票據貼現、金融租賃、融資性擔保等業務的餘額已出現回落態勢，但整體看，影子銀行規模仍偏大。采用廣義口徑測算，2010年以前，國內影子銀行規模控制在8萬億元以內，2010年開始飆漲，截至2016年末，我國影子銀行規模接近96萬億元（剔除重復計算64.5萬億元），是2016年GDP的1.28倍。表6為2010—2016年國內影子銀行規模情況。
表6 2010—2016年國內影子銀行規模估值 （單位：萬億元）
來源：Wind、萬正證券研究所
國內影子銀行涉及機構龐大，主要包括信托、券商、基金、擔保公司、小貸公司、P2P網貸平臺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業務產品主要包括信托計劃、信托受益權、票據買入返售、同業代付、委外投資、資管計劃、同業理財、銀行表外理財、票據貼現、信托貸款、信貸資產轉讓、委托貸款、小貸公司貸款和P2P網絡貸款等。2014年以來，實體經濟回報率逐年下降，使得寬松的流動性滯留在影子銀行體系內空轉，使金融業系統性風險上升。同時，影子銀行對房地產、過剩產能行業提供瞭過多資金，刺激並放大瞭房地產泡沫，延緩瞭產能出清。
4 提升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能力
金融是國傢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傢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當前，在“強化金融監管、治理金融亂象、防范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的背景下，通過構建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頂層設計，強化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切實糾正監管定位偏差，回歸監管本源，專註監管主業，積極穩妥化解有關風險點，采取有效措施，不斷提升金融監管和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截至2017年6月末，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為13.2%，流動性覆蓋率為124.4%，銀行業金融機構撥備覆蓋率為172.3%，銀行業運行總體平穩，風險總體可控。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當前銀行業風險防范形勢依然復雜嚴峻，不良資產反彈壓力較大，跨市場、跨行業產品和業務隱患較大，房地產市場潛在風險和政府隱性債務風險不容忽視，類金融業務和新興金融活動的負面影響仍在擴散，非法集資等金融違法犯罪活動仍很嚴重，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
提升監管協調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2017年7月15日閉幕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將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穩會”），人民銀行將履行金穩會辦公室職責，加強金融監管協調。金穩會的主要職能是統籌金融改革發展和監管，統籌協調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制定分別由財政部和發改委負責）。
長期以來，我國金融監管不協調、監管缺失、執法不嚴等問題不斷暴露，已不適應跨行業、跨市場金融產品創新發展。按以往分工，一行與三會之間，三會之間，往往存在著監管目標不一致的問題，導致監管效率低下，監管不協調問題突出。金穩會的設立，就是為瞭加強監管協調，補齊監管短板，有效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促進金融體系健康發展，提高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相比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金穩會的設立明確瞭決策職能和領導地位，在相當程度上提升瞭監管協調的權威性和有效性。通過統籌現有分業監管機構，協調監管交叉性金融風險，優化金融風險監管覆蓋方式，可以更好地應對金融機構在綜合化經營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的流動性、信用等風險，防范引發全面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系統性風險。
同時，要厘清監管邊界，樹立和強化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走出“誰審批，誰監管”的傳統監管范式，按照業務活動的金融屬性及行為特征，厘定相應的監管職責和監管邊界。還要理順與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的關系。李克強總理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堅持中央統一規則，壓實地方監管責任，加強金融監管問責，從強化地方金融監管責任角度出發，客觀上應建立中央金融監管部門與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常態化的溝通與協調機制。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地方政府在堅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權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統一規則，強化屬地風險處置責任。需要正視的是，目前金融領域風險問題多暴露在地方層面，如何盡快明確地方金融監管部門職責，增強地方金融監管力量，配置相應的監管資源，是落實地方政府主動防范化解區域系統性風險和風險防控全覆蓋責任的基礎。
監管措施重在落實
近年來，我國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給金融監管增加瞭難度，帶來瞭挑戰。2013年以來，銀監會等監管部門發佈多項監管政策，內容涉及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同業業務、地方政府舉債融資，開展銀行業和金融機構有關專項治理活動，加強相關風險管理等，旨在維持金融業平穩運行秩序，最大限度降低銀行業風險，促進經濟金融健康發展。2013年以來國內監管部門發佈的主要監管政策見表7。
來源：方正證券研究所、作者自行整理
金融監管措施的陸續出臺和發佈，對於強化金融監管，治理金融亂象，防范金融風險等方面起到瞭重要作用。但是在真正落實上，還需進一步強化，尤其要加強對有關機構和業務的檢查，通過檢查和督查，才能及時發現問題，蓄積的風險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要防“黑天鵝”，更要防“灰犀牛”
“黑天鵝”比喻小概率而影響巨大的事件，屬於突發事件；“灰犀牛”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一般指問題已經存在也有預兆，因未引起足夠重視，從而導致嚴重後果的事件。“黑天鵝”和“灰犀牛”是兩類不同性質的事件，但都有可能沖擊金融風險底線，“黑天鵝”要防，“灰犀牛”更要防。當前，影子銀行、房地產泡沫、國企高杠桿、地方政府債務、互聯網金融等都屬於“灰犀牛”范疇，尤其要引起高度警惕。
以規范地方政府舉債為例，2014年以來，有關部門下發瞭一系列監管文件，加強和規范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要求融資平臺回歸市場屬性，限定政府購買服務范圍，強化預算管理，嚴禁虛構合同融資，清理擔保函、承諾函和安慰函等。根據《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自2015年起，融資平臺公司在境內外舉債融資的新增債務不屬於地方政府債務，一些地方政府，一方面為瞭進一步加強公共設施建設、發展公用事業，另一方面又不願意在公開、透明地監督下舉債融資，仍然頂風違法違規舉債融資。名義上在2015年後脫離瞭地方政府擔保承諾的政府融資平臺企業，因經營管理問題，資產負債率居高，資產質量較低，融資能力明顯不足，但是一些地方政府需要借用融資平臺企業舉債融資建設項目，部分金融機構對融資平臺公司等國有企業提供融資時，仍然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擔保，有些地方政府隻好作罷。2017年4月發佈的《關於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又一次明確，堅決制止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行為。但從實際看，這一點執行得並不理想。一邊化解債務風險，一邊又容忍隱性債務擴大，那麼防范債務風險任務就會落空。
金融監管要創新
金融業存在高風險性、強關聯性和內在脆弱性等特點，故金融監管的外部規制一直以來是嚴格的。長期以來，國內金融更多地關註促進發展，但隨著監管部門對金融監管理念認識的深入，尤其是2016年以來，有關金融監管的思路發生著變化，金融監管也在經歷著從傳統到創新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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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一直以來把金融創新比喻為“雙刃劍”，對於金融創新的監管，應註重監管創新，針對不同形式的金融創新，在金融監管上應差異化應對。要正確區分審慎監管與非審慎監管，對原本應是非審慎監管的業務和機構，從事瞭應審慎監管的銀行業務，就屬於違反監管規定的“金融創新”，應嚴格執行監管規定，予以取締；對明顯屬於規避監管、監管套利的金融產品，例如一些金融機構推出的所謂金融創新產品，名義上為發展直接融資，實際卻是信貸替代產品，資金投向瞭限制性領域，對此金融監管應主動打擊；對於暫時難以準確定位的金融創新，可借鑒“監管沙盒”機制，建立相應的監管框架，在一個安全的空間內，開展對創新的金融產品、服務、商業模式、營銷方式等測試，且遵守必要法律法規的約束。
同樣，對於金融科技的監管，既要體現傳統金融監管的繼承性和延續性，又要體現互聯網時代的適應性和包容性，例如對金融科技可實施穿透式監管（把資金來源、中間環節和最終投向無縫連接起來）、一致性監管（市場準入政策和監管要求的一致）、協同式監管（突出金穩會、“一行三會”的監管協調職能，完善中央和地方監管分工）和持續性監管（持續動態跟蹤金融科技的發展演進和風險變化）。通過進一步創新金融監管理念和方式，掌握好監管力度，更好地提升金融監管效率和水平，以深化改革金融監管創新，來維護國傢金融安全。
編輯：王海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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