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暘:礦產資源富饒的蒙古,為何淪落到今日這番田地?

進入2017年以來,北邊那熟悉而又陌生的鄰國——蒙古,陷入瞭一個又一個更深的麻煩之中。

從年初開始,經濟崩盤的蒙古為瞭在3月償付5.8億美元的債券,向每個國民(包括八歲兒童)攤派瞭還債計劃;2月,原本已被列為“垃圾級”的蒙古政府信用評級,再次被穆迪列入“降級觀察名單”;好不容易熬到瞭IMF的55億美元救助計劃(其中包括中國計劃與蒙古國傢銀行續簽的約22億美元本幣互換協議),國內政治也深陷泥潭:7月的總統選舉,三個同樣醜聞纏身的總統候選人中,民主黨的巴特圖勒嘎憑借堪堪過半的得票率當選;9月,人民黨的總理額爾登巴特及其內閣被國傢大呼拉爾(蒙古一院制議會)解職,理由是“濫用職權,為個人及其內閣成員謀取私利,嚴重觸犯國傢法律等”。凡此種種,不由讓人懷疑,在東北亞是不是即將出現一個失敗國傢。

但在2011年的時候,蒙古的表現可謂一時無二。當年,蒙古的實際GDP增速達到瞭17.3%,風頭簡直蓋過瞭他那南面的鄰居——中國。根據當時的預測,增速到達18~20%也指日可待。

但實際情況卻事與願違:2011年之後,蒙古的GDP逐年下降,到瞭2016年,更是出現瞭負增長,增長率降到瞭-1.6%(頗為諷刺的是,也就在這一年,蒙古還被美國國務卿克裡稱作該地區的“民主綠洲”)。



蒙古國烏蘭巴托,Songinkhairkhan 區。30歲的Otgontsetseg無傢可歸,隻能住在下水道裡。(圖片來源:中國網)

礦產資源富饒又能搭上中國經濟特快列車的蒙古,緣何淪落到今日這般田地?自己的“作”恐怕是最大的原因。

兩黨制下的朝令夕改

從1921年蒙古獨立到1991年蘇聯解體,蒙古始終處於蘇聯的全面指導之下,被稱作“蘇聯的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在這一時期,蒙古人民革命黨(蒙古人民黨前身)享有著憲法所賦予的優勢地位。而伴隨著東歐劇變,蒙古人民革命黨主動選擇改革,放棄瞭一黨制下的特權,並通過新頒佈的政黨法,施行多黨制。

但由於人民革命黨主動進行改革的光環以及其他黨派尚未發展起來的客觀事實,蒙古在一段時期內依舊為一黨獨大制。到瞭1996年的蒙古大呼拉爾選舉,蒙古民主聯盟(蒙古民主黨前身)獲得瞭勝利,蒙古也由此進入瞭人民黨與民主黨的兩黨制階段。

政治改革台中坐月子中心價格的成功,使得蒙古這樣一個向來缺乏存在感的國傢,在“自由世界”獲得瞭無上的聲譽。2005年,更是被首次到訪的美國總統小佈什盛贊為“地區乃至世界范圍內轉型國傢的典范”。但是政治上的這種榮光並不意味著經濟治理能力以及政策水平的合格。

在放棄社會主義制度之後,蒙古同樣采取瞭休克療法,並順利地導致瞭休克:GDP從1989年的35.77億美元降至1993年的7.68億美元,縮水近八成。對於一窮二白的蒙古來說,豐富的礦產資源是其唯一的希望所在。1997年《蒙古國礦產法》頒佈後,蒙古的礦業進入瞭極其粗放的開發階段:任何國籍的法人,甚至自然人,都可以申領礦產證並轉讓、抵押。這種近似原始狀態的礦產開發,為蒙古的經濟帶來瞭一線生機、甚至有瞭化腐朽為神奇的可能性的同時,也為政治腐敗、權力尋租提供瞭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2006年修訂的《蒙古國礦產資源法》起到瞭規范礦產資源開發、保護戰略資源、提高技術門檻等積極的修正作用。但隨後,人民黨2009年的《關於在河流發源地、水源地、森林保護區內禁止礦產勘探開發行為法》、2010年的《暫時停發探礦證總統令》無疑是蒙古國內資源民族主義乃至資源民粹主義發展的產物,而剛進入初級階段的蒙式兩黨制則為其得以施展影響提供瞭最重要的土壤。

憑借著礦產資源,蒙古窮人乍富,但本國普通民眾卻對此不買賬。湧入的外國資本、外籍勞工在他們的眼中儼然就是資源的掠奪者、社會財富的剝削者(盡管蒙古本國並不具備現代化的產業技術體系,也缺少擁有合格勞動素養的勞動者)。而人民黨、民主黨兩黨為瞭選情,尚且會互相攻擊對方候選人的“中國血統”、“俄國妻子”,乃至捏造醜聞、煽動政治騷亂,那通過立法與總統令響應民間的排外呼聲,也顯得不那麼奇怪瞭。人民黨2012年頒佈的《外國投資戰略領域協調法》就是這種現象的登峰造極之舉,也由此拉開瞭蒙古經濟崩盤的序幕。



由於2012年《外國投資戰略領域協調法》的影響以及當年國際市場上礦產資源價格的走低,蒙古這一年的GDP增速跌落至12.4%,新當選的民主黨當局自然選擇瞭調整前任的法律政策以恢復投資者信心,在2013年取消瞭對外資在戰略領域投資的限制。但是,礦產行業作為一個需要長期投入、穩定政策環境的行業,在短短15年內經歷瞭反反復復的朝令夕改,嚴重影響瞭投資者的信心,靠著礦業驅動的草原經濟奇跡一去不復返瞭。

植根民心的排華意識

在蒙古對賴以生存的礦業進行自殺式改革的過程中,受到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其第一投資大國與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然而暫且不論外資所共同面臨的法律及政策限制,哪怕在外資之中橫向比較,中資企業也是備受歧視的。不少資源民族主義者常常會用所謂的中國企業“技術不先進”、“污染環境”、“本地化不到位”等理由美化自己的排華,但實際情況往往不僅“打臉”,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蒙古國中華總商會一位負責人就曾向筆者透露,蒙古銅礦(蒙古銅礦的探明儲量為亞洲第一)的一手開發合同會拒絕簽給中國企業,但中國企業卻能從蒙古人或其他外國人手上獲得二次承包的機會。

奧尤陶勒蓋銅金礦(OT礦)與塔溫陶勒蓋煤礦(TT礦),是蒙古國內最大的兩個礦產項目。在OT礦的競標過程中,中鋁、神華被澳大利亞的力拓與加拿大的艾芬豪擊敗,但當作為中標方之一——力拓股東的中鋁表示可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參與OT礦開發後,遭到瞭蒙古政府的阻撓與抵制,使得中鋁參與的計劃落空。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TT礦項目上。

神華牽頭的國際資本在2011、2014年兩次中標瞭TT礦西區開發項目,卻也連續兩次被蒙古國民、大呼拉爾乃至總統反對並阻撓,罔顧在此期間神華甚至作出努力,與蒙方簽訂瞭鐵路建設協議,方便TT礦開台中做月子中心發後的出口。然而當2016年經濟崩盤以後,蒙古方面理所當然地忘卻瞭之前的種種,考慮重新啟動這一項目以自救。

這種針對中國企業的歧視是蒙古整個民間排華意識的一個縮影。筆者曾在2015年的夏天前往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市進行考察,並在觀察者網發佈瞭《暑期我去蒙古國,和當地華人聊瞭聊》一文,部分記錄瞭在烏蘭巴托不到10天的生活中,發生、發現的諸多排華現象。這種情況,對於大部分不瞭解蒙古、有時還會在一些媒體上看到“某蒙古議員主張蒙古回歸中國”的新聞的國人來說,無疑是不可想象的。這種反華意識的背後,有著諸多復雜的原因。

一方面,曾受蘇聯全面支配、與加盟共和國無異的歷史,使得蒙古在面對如今的強大中國時,不可避免地被喚醒瞭記憶深處的恐懼。而社會基本西化、使用西裡爾蒙古文、外來詞多來源英語與俄語的蒙古,和使用回鶻式蒙古文、外來語多來自漢語的中國內蒙,文化上也已經不再具有親緣感。因此,蒙古對於中國來說,已不再是熟悉而又親近的領國,而是一個極為陌生的鄰國。

台中月子會所

2017年2月25日,27日就將是蒙古國的春節,在節日來臨之際,蒙古國公民集中進入中國邊境城市二連浩特購買年貨(圖片來源:東方IC)

蒙古本國的宗教問題也是其排華的一個重要原因。與蒙古人信仰薩滿教的固有印象不同,早在13世紀,蒙古上層社會就開始接觸瞭藏傳佛教薩迦派,等到瞭17世紀初,藏傳佛教格魯派基本已經成瞭蒙古的全民信仰。

蒙古文字、傢庭教學傳統的產生,也都源自藏傳佛教的影響。1937年,喬巴山治下的蒙古政府,在蘇聯的指示以及蘇聯軍隊的配合下,開始瞭全面的大清洗。除瞭人民革命黨黨內人士、中國僑民,成千上萬的喇嘛遭到屠殺,無數的寺廟變成廢墟,但是這並沒有將藏傳佛教從蒙古根除。即使在如今,蒙古有宗教信仰人口占到瞭六成,其中又有近九成為藏傳佛教信徒。雖然憲法確立瞭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在《蒙古國國傢與寺廟關系法》中,卻明確瞭佛教的主導地位。

蒙古的藏傳佛教的哲佈尊丹巴活佛世系,曾在1924年八世哲佈尊丹巴(蒙古的立憲君主)逝世後被政府終結。但在西藏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主持下,九世哲佈尊丹巴在西藏找到,並於1991年被十四世達賴喇嘛正式確認。2010年九世哲佈尊丹巴回歸蒙古國籍並被政府所承認,因而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蒙古宗教界台中月子中心月子餐有著崇高的地位,屢次受到蒙古宗教界邀請進行訪問、參與宗教活動。

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蒙古的這種地位以及影響力與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反華分裂分子的定性形成瞭沖突,也進一步影響瞭號稱政教分離的蒙古與中國的關系。

達賴屢次應蒙方邀請,對蒙古進行竄訪,引起中國的不滿,但蒙古政府卻依然不停挑戰中國的底線。2016年底,十四世達賴喇嘛更是受邀竄訪並插手十世哲佈尊丹巴的轉世認定,獲得瞭施展影響力的機會,引發瞭中國與蒙古之間嚴重的外交事件。

根據蒙古方面說法,由於此次的竄訪,蒙古遭到瞭中國在關稅、過境運輸等方面的反制(同樣的情況在2006年達賴竄訪時也曾發生)。對此,不思悔改的蒙古政府還曾向印度尋求幫助,以期印度能落實在2015年時承諾的一筆10億美元貸款。而直到在經濟上已苦不堪言的時候,蒙古政府才表態不會再邀請達賴訪問,終於使得中蒙關系重回正常的發展軌道。

這種源自宗教文化的難以調和的矛盾,無疑是蒙古對於中國的抵觸情緒的一個重要來源。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起事件的發生距李克強總理訪蒙簽訂合作協議、習近平主席會見蒙古人民黨主席才過去數月的時間,這完全體現瞭蒙古在外交智慧與決策能力上的嚴重不足。

在小國的地緣政治中,一個永恒的議題是如何在大國間左右逢源乃至互相制衡,以破解自己的安全困局並獲得最大的利益。蒙古在經歷瞭蘇聯全面指導時代後走向自立,對這一點可以說有著血與淚堆砌出來的領悟。一方面,蒙古聲稱將與中俄兩大鄰國發展永久的和平友好關系: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夥伴關系,與中國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系。

另一方面,蒙古又以立法的形式明確第三鄰國戰略,如政治上的鄰國美國,經濟上的鄰國日本,精神上的鄰國印度等。這種外交戰略乍看起來完全沒有問題,國際上有著聯合國集體安全體系的保障,而南部的中國又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在現實情況中,蒙古對於多支點外交政策、第三鄰國戰略的實際操作卻成瞭外交的一大敗筆。

身處內陸的蒙古與中俄兩大世界強國相鄰,並且隻有這兩個鄰國,第三鄰國戰略的前提應當是處於優先地位的蒙中、蒙俄關系,但那曇花一現的草原經濟奇跡,使得蒙古有些自我膨脹、忘乎所以。2003年起,蒙古在美國主導下向阿富汗、伊拉克派出軍人,並與美國每年開展“可汗探索”聯合軍演;2005、2006年,在北約框架下參與科索沃的維和任務;2009年,正式向阿富汗派兵;2012年蒙古與北約建立全球夥伴關系,加入瞭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2015年蒙古總統在聯合國大會上正式對外宣佈:蒙古要成為永久中立國,卻完全沒有得到中俄的承認,相關法律文件也被大呼拉爾退回……

有觀點將蒙古這種拉幫結派、四處站隊的行為解讀為身處中俄間的極度不安全感,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蒙古明明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傢,有且僅有中俄兩個持友好態度的軍事大國作為鄰國,完全不存在遭到別國安全威脅的可能。既然如此,蒙古又何故與自己過不去呢?

國際關系史上一些相關的案例可能給瞭蒙古不切實際的幻想,成瞭錯誤的榜樣。石油是阿拉伯國傢獲取國際政治權力的重要手段,高度政治性的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OAPEC)以及相對集中在經濟領域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就是成員國獲取話語權、施展影響力的重要平臺。1956、1967、1973年,阿拉伯的能源民族主義者就曾三次動用石油武器,進行禁運。但這種依靠能源施展影響力的模式,前提在於這些國傢的石油儲量、產量在世界范圍內的高占比與不可替代。

台中產後月子中心價格

2017年9月9日,中歐班列(沈陽—二連浩特—杜伊斯堡雙向班列)首發儀式在沈陽東站舉行,該班列途經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而蒙古所唯一能倚仗的、得以實現經濟奇跡並吸引外資的礦產資源,並不具有這種不可替代性。給予蒙古美好想象的第三鄰國們,說到底與蒙古也隻是毫無接壤的“神交”。因此在其自殺式的礦業政策變革之後,中資以及其他外資很多選擇瞭逃離、觀望,而並不是可憐巴巴、別無選擇地重新投入到蒙古的開發項目之中。

與之相反,中國為蒙古所提供的基建援助、運輸渠道以及出海口卻是蒙古真正的命脈。天津港與遼寧的錦州港是蒙古資源出海的唯一選擇,即使想改道俄羅斯,也會由於自然環境惡劣、運輸距離長、成本上升等原因而無法實現。簡而言之,對蒙古而言,即使再怎麼不情願,也完全離開不瞭中國瞭;但對中國而言,蒙古並沒有他們自己所認為的那麼重要。

如今,在總統選舉中憑借攻擊對手“中國血統”、發表“中國威脅論”上位的俄羅斯女婿巴特圖勒嘎,在逐漸認清經濟困境的唯一出路以及真實的地緣政治格局的過程中,不知還能不能像參加柔道比賽、做生意、打選戰那樣遊刃有餘,實現他所說的“強大的蒙古”、“建成發達國傢”的口號?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新加坡前外交官馬凱碩在今年七月於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瞭文章《卡塔爾斷交風波——小國給我們的啟示》,文中例舉瞭卡塔爾挾資源財富自重,以中等強國的姿態幹涉國際事務,遭到瞭阿拉伯世界的反制的例子,以告誡新加坡政府應該“遵守小國外交的本分,小國就該像小國一樣去行事”。而這對於蒙古,其實更有著關乎生死存亡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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